反腐的关键是政府改革(转贴)

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垄断性贪腐”。可以说，垄断和贪污贿赂有一种天然的联系，因为垄断必然造成权力的集中，人为扭曲资源供给，制造稀缺，这无疑给贪腐提供了寻租空间。

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一些。诸如电力、通讯、公用事业、交通、教育、金融等部门，或多或少带有鲜明的行政性垄断色彩，是权力与市场结合的产物。这种垄断因行政权力的介入，而具有了一般市场性垄断所不具有的能力，比如说行政审批权力与市场话语权的双重独占性。行政权力本身对垄断负有规制责任，但是当行政权力市场化之后，这种规制也荡然无存，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和制约，贪腐的发生又怎么可以避免？

针对垄断性贪腐的特点，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当然是必要的，不过，深入分析腐败原因，从根源上预防腐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。我们认为，垄断性贪腐的治本之策在于打破垄断，但这一“药方”在中国仍需考虑其特殊的产生原因。

一般来说，市场性垄断可以通过公平市场准入，允许更多市场进入者，并制定一套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性政策来实现。承担这一使命的是政府职能部门。但现实的状况是，希望通过市场手段破解垄断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原因在于，某些行政力量已经与垄断结盟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因此形成，这使得垄断带有一种天然的自我强化能力。或者说，行政权力本身受益于垄断，并无动力推动市场开放，更没有能力扮演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制者的角色。

行政性垄断的症结在于行政权力市场化，因而，关键仍在于让行政权力退出市场，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，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的变革需要跟上这一进程，换句话说，政府需要通过自我革命，通过对自我权力的限制和合理界定，实现从权力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。

同时，我们认为，应该警惕某些经济运行主管、监管部门本身权力进一步集中可能带来的垄断性贪腐。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，一些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通过各种途径，包括部门立法的方式，扩大自身权力边界，增强其话事权和决策权力，甚至争夺项目审批权和行业主管权，致使权力向少数部门倾斜。一旦形成新的垄断，也难免成为新的贪污贿赂滋生的温床。